村上春树小说的东方味道

作者:王向远 新闻来源:光明日报 点击数:223 更新时间:2018-08-03


这些年来中日两国纵有种种的不和谐,但在审美趣味上却越来越接近了,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个“东亚审美共同体”。而在这个过程中,村上春树的作品及其在中国的翻译与阅读,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。在日本国外,村上读者最多的当属中国。这30多年来村上春树小说译介与阅读在中国持续不衰,从成名作《挪威的森林》,到刚出版的《刺杀骑士团长》,几乎每隔几年总要在中国掀起村上阅读的旋风。卷进这个旋风的读者几乎都是都市的青年人,主要是在校大学生和白领读者。还有一些人30年前是青年人至今仍混在青年读者中,对村上始终不离不弃。日本读者的情况大概也是如此。

与其说村上造就了这样一代读者,不如说是这批读者造就了村上。可以认为,村上的持续热读,已经成为一种值得探讨的“现象”。在这代人的阅读中,为了认识社会而读,为了陶冶情操而读,为了寻求人生答案而读,都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,重要的是要由阅读来躲避一下熙熙攘攘的世间,而进入另一个自由的、单纯的审美世界。这种审美世界是与那种权力的、暴力的、功利的世界相区隔的。于是,阅读成为一种审美性的消费、消遣活动。

村上春树的小说预示着以往的现实主义、浪漫主义乃至现代主义文学的阅读时代的衰微乃至终结。现实主义文学的阅读指向是观察剖析批判作为体制的社会,浪漫主义文学的阅读指向主要是关注个人、个性与心理,现代主义的阅读指向主要是超越的沉思,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村上春树那里,这三种阅读的界限被打消了。社会的人、个体的人、超越的人三者的分别,在他的小说中都模糊化了;同时,写实与虚幻、历史与想象、妥协与反抗、胁迫与自由、束缚与逍遥、紧张与松弛、真诚与游戏,放浪与自律、卑微与崇高、形而上与形而下等等都没有了截然的界限,从而变成了写实的虚幻、历史的想象、妥协的反抗、胁迫的自由、束缚的逍遥、紧张的松弛、真诚的游戏、自律的放浪。于是人与世界、人与社会、人与人、人与自我的矛盾对立就消失了,矛盾只是虚幻的暂时的,“怎么都可以”——这是读者熟悉的村上式的口头禅,人们由此获得了自在与自由。

这种状态实际上是很“东方”式的,而不是西方式的。细究起来,这颇有东方传统的禅宗的意味。若以现代式的表述,他及其他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形象似可以称为“小资”的,具有“小资情调”的,但是在其深处却流贯着东方的、东亚的、日本的传统。尽管村上自己不太愿意承认自己与东方文学(包括日本传统文学)的关联,而且多次强调西方文学对他的影响,但是,实际上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、东方人。这不仅是因为他本人具有典型的日本人的某些气质,而且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他的作品本身所内含的东亚的、日本传统文化的要素。

村上似乎曾说过他没读过《源氏物语》,然而看一看他早期的以青年男女恋爱为主题的小说,却颇有《源氏物语》那种超道德、纯审美观照的“物哀”遗风。“物哀”美学的本质就是对人性与感情的高度包容与理解。村上对男女之事不做伦理道德上的判断,而只做审美性的表现,将男女关系写成了天真无邪的儿童式的游戏,一种本然的纯真。这曾使中国读者大为惊诧,但对日本作家而言,却是《源氏物语》以来的千年传统。

村上的小说情节的构思构架,颇有禅宗公案的出其不意,“冒险”“寻找”的情节看似正经和重大、煞有介事,到结尾处却不了了之,赋予意义而又消解意义,最终只不过一场庄严的游戏而已;一些看似漫不经心、似是而非而又耐人寻味的对话,也富有禅语的韵味。或时而有之的高谈阔论,也不是西方文学中的那种理论逻辑的演讲调,而是充满东方式的机警。

村上小说中的那种淡淡的幽默,轻快的洒脱,与日本的俳谐(俳句)美学即“俳味”相通。俳味是东方式的幽默诙谐,是一种节制的“狂”态,是一种以审美之眼看待万事万物的风流与风雅。村上本人及小说中的人物常常有孤寂而又潇洒的旅行,也颇有“俳圣”松尾芭蕉及“蕉门弟子”云游的遗风,不同的是村上将松尾芭蕉的瘦马换成了汽车飞机,由日本列岛而走向更远的异国他邦。

村上春树及其人物的生活状态,也与东亚茶道的“侘寂”美学相同。茶道主张的“侘”,就是“人在宅中”,是一种孤寂而又自由的、富有诗意的栖居。日本所谓的“宅人”乃至宅男、宅女,即“御宅族”,早已经由起初所指的一种离群索居的病态人物,成为许多人有意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。在自由的空间里,在自由的时间里,成为自由的人、审美的人。这与传统的茶道(所谓“侘茶”)的“侘人”“侘居”有深远的关联。村上的人物大都是很“侘”的、很“宅”的,所以他把他小说空间称为“远游的房间”。不管走多远,走到哪里,都是“房间”的远游。这种状态,与西方式的躁动,与西方文学中常见的群山、荒原、大海的广袤背景完全不同。

细读村上小说的日文原文,还会感到其文体通俗畅达,但并不那么顺滑,时常有一些出人意料的词语搭配,还有俯拾皆是的最时髦的外来语,其中含有一种茶道美学所提倡的“涩味”,形成了村上很有特点的文体风格。也正因为如此,中文译文中那些汉语特有的散发着甜味的华辞美藻,因削弱原文的“涩味”而受到了一些评论家的批评。尽管我们在中文译文中难以感受文体上的涩味,但村上作品整体上的“涩味”仍然是明显可感的。“涩味”是一种不俗之味,不媚俗、不随众。尤其是村上的早期创作,当他并不是为了当作家而写小说,而只是为写小说而写小说的时候,“涩味”就出来了,而且非常诱人。可惜,在他晚近的作品中这种涩味却大为减少了。有意识地要出更大的名,招来更多的读者,赚取更多的稿费,“涩味”也不得不有所减少。

不管怎样,村上春树的小说本质上是东方的、东亚的。他的属性是东方文学、东亚文学的。这种东亚属性是由他创作本身,由他的东方式的物哀美学、侘寂美学,由其禅味、俳味与涩味所决定的,他的成功就在于以最现代的方式表现最传统的底蕴,以最为世界的姿态表现最东方、最日本的东西。而村上小说的中国读者们对此是有所意识、有所感知的。可以说,村上春树文学的东亚性,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中国读者的阅读接受所建构的,中国读者最有可能读出村上小说的东亚味道,而村上阅读热在中国的久盛不衰,表明中国读者已经读得很入味了。

(作者:王向远,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